1
母亲又一次病了,老毛病,心衰,三度。急急地把母亲送往宜城的116医院。
我不止一次地这样在匆忙中把母亲送到同一家医院。
在路上不断地问着母亲,难受吗?母亲说,还好。隔断时间我又问,怎么样?晕吗?要是晕的话我把车开慢点。母亲轻声说,不。
从家里到市区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用心开车,母亲的心在痛。
拐向医院的那条路不巧遇上红灯,我要向右拐的车道被车占着。我急,心跳的速度肯定比灯牌上秒器快两倍。绿灯一亮想都没想就右打方向,驶向通往116医院的那条路。一路上开过来的都是和我反方向的车,竟然没有和我同方向的。真是,我这是上医院,人家干吗要和我同方向?我为自己的疑虑有点自责。遇见的车,师傅们都会睁大眼睛看我一眼。哪有心思看他们,只因他们看我的眼神多少有点奇怪。
将要拐进医院的大门时,突然一个激灵,我刚才跑的是单行道!难怪没有人和我同向。真是忙中有错,幸亏没遇上老警,不然麻烦就大了。天地良心,我不是故意的。突然地我又有了意见,为什么通向医院的路要设单行道?
2
驮着母亲上楼,母亲比以前轻多了。一口气上了三楼直接到内科,找到主任办公室,是位戴眼镜的医生,年纪应该和我相仿,微笑着示意让我把母亲放在他身旁的凳子上坐下。和上次给母亲看病不是同一个人,虽然在同一个办公室。
我向他说着母亲的病情,说着上次住院的时间,以及上次检查的结果。他又一次微笑着示意让母亲说,顺手开个单子给我,说,下楼交钱。
我“登登登”下楼,以最快的速度把钱交了,来到母亲身边,母亲已在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了。一小个的护士把我们引到“四病区”,在走廊里的一张折叠床上,铺好被子,说,42号,你可以在这躺下。我还站在那没动,她对着我说(原来母亲是42号),暂时没有病床,等有病床了再安排。
我扶着母亲躺下了。母亲问,就在这吗?我说,不,就一小会儿。
找到护士长,我有点气愤。我说走廊里太嘈杂、太潮湿不利于病人,就是没有床铺,加床的话你也应该加在病房里,而不应该放在走廊上。护士长是个高个的女人,不笑,说,你等会儿,我来看看。
我陪着母亲呆在走廊里。这时,护士站那边传来吵闹声,旁边围满了人。过去看看,原来是病人的家属因不满医生的态度,两个人吵了起来。争吵的双方都是女人且年龄差不多,女家属,女医生;女家属说着安庆方言,女医生说着普通话。方言虽然不利于交流,但合适于吵架。女家属穿着绿褂子,脸也气绿了;女医生着白大褂,脸比全身的标记还白。
在走廊上大约呆了半个小时,还是那小个护士,说,搬到九号病室。
3
病房里一排五张病床,躺着的都是老人。临时的折叠床靠窗户边放好,墙壁上护士贴上母亲的床铺号42号。
刚把母亲安顿好,护士就推来氧气给母亲接上了。接着就是吊水,母亲刚挂了几分钟就要小便。于是我一手举着吊水的袋子,一手扶着母亲上厕所。进去之前我让母亲望一望里面有没有人,没有人就扶母亲进去。回来后过了七八分钟,母亲很为难地说,又要上厕所。刚好有护士进来,我问怎么回事,护士说,挂的是利尿的药水。又扶起母亲,来到厕所门口,母亲说里面有人,我们就在门口等了。这时那小个护士刚好走过身边,我刚想开口,她淡红色的护士服一下子就飘远了。白衣天使从什么时候染上了那一抹浅红?
病房里有两个称呼:病人、病人家属。因为称谓的相同,大家一下子就亲近了。唠叨完各自的病痛,就是说钱了。今天交明天就没了,五百也是完,八百也是光,旁边18号床老太太的儿子这样对我说,下午我们准备出院,你可以把你母亲搬到我母亲住的病床上,这样吸氧就方便多了。我感激地对他笑了。
4
下午的阳光从朝西的窗户进来印在病房的白色床单上。母亲在18号病床上,眼睛微眯着,有一丝丝的隐痛牵动着母亲的嘴角。
此时我稍微的轻松,拿出带着的一本《小说选刊》翻看着,其中一篇《太阳说话》一下子就让我沉进去了。
病房里静静的,病人们都睡着,家属们或伏或躺在亲人的身边。走廊里时不时传来换吊水的电子鸣叫声。我一会在小说里,一会抬头看母亲的吊水完没完。应该是三点钟的时候,一个声音大声地传来,在哪里?在哪里?我抬起头见一盲人扶着病房的门框,用声音和身体一起试探着前进的方向。接着后面跟进的是一个中年的女人,看样子病得不轻。护士抱着棉被进来,对后面的中年女人说,你就在这床上,床号42号。这是我母亲上午的床号。
盲人和中年女人坐定后,通过交谈,知道盲人姓刘,我喊他刘先生。他家里有个老母亲也是瞎子,这生病的女人是他老婆,但不是准意义上的。这女人的前夫有了别的女人,没离婚也不回家,她就和刘先生到了一个屋檐下。刘先生说,要她,是为了照顾瞎了的老母亲,想不到她也病了,我得花钱给她整啊。刘先生说这些的时候,我看了女人一眼,她什么表情也没有,也许是因为病体,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吧。
刘先生很健谈,可能是久走江湖的缘故。也可能是通过不断地说话,希望得到大家的应声而感到一些存在。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同时他也很拘谨,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地收拢自己的身体,即使他现在坐在病床上,也是不断地调整着自己身体,尽可能地不扩大。他生病的女人脸上很难看。刘先生会在说话的中间突然地中断话题而喊一声他女人的名字,然后一只手摸索着抓住女人的裤腰带,手再在女人稍稍裸露的身体部位摩娑一小会儿。这样的动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旁边的张大妈看见会说,这瞎子对这个女人还真不错。
刘先生会在大家的沉寂中拿出手机,一只手握着贴近耳边,用大拇指很熟练地拨着号。电话通了就说着他女人的病,同时解释着他为什么要给女人治病,末尾加上一句,人要有良心是不是?原来,他给女人治病他的亲戚都不是很赞成。
打了两个电话他的手机就没电了。他说来的时候匆忙,没带充电器,这如何是好?我马上说,用我的手机。他说,怎么好意思?我说,没事,你用吧。说实在的,我是真的想为他做点什么,还有就是我很好奇,想看看他是如何那样准确地拨号的。他接过我的手机问,1(键)在哪?我告诉了他,他很快地就拨通了他要打的电话。
吃过晚饭,刘先生在闲谈中问着母亲的生辰八字,母亲应答了他。于是刘先生握拢的手指一根根快速地弹出来,边弹嘴里还不断地说着一些带“运”脚的话。然后说着母亲的一些简单的过往,母亲说对啊对啊。此时,刘先生另一只手的手指就轻轻地弹在了床沿边。
病房里因有着刘先生的算命一下子就活泛了。张问李请,都要刘先生给算算,说给钱的给钱的。刘先生说,今天太累了,明天吧。张大妈悄悄对我说,这瞎子看用了你的手机,就给你母亲算了个命,他不让你吃亏呢。我说,是吗?
5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六。吃过早饭,护士例行地量过了血压,病房的其他病人都在吊水。刘先生对他的女人说,你父亲今天要来。我问,怎么没护士给你的女人吊水?他说,我昨天交了一千块钱啊。
女人好象比昨天要好点,我们和刘先生说话的时候,她也会插两句,但我听的不十分懂,她的方言太重。就问刘先生她说的是什么,刘先生就会重复一遍她说的。
中午刘先生陪女人的父亲上街吃饭去了,到下午两点多才回来。女人一直在床上躺着,有一会儿是睡着了,没听见“哼哼”。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大声地问她,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她嘟哝了一句,我听懂了,意思是刘先生带饭给她吃。
两点多和刘先生一起进来的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刘先生一个村的长者,看病人们都挂着水,惟独刘先生的女人空着,就找来了值班的医生。值班医生解释说,要等星期一查准了病情才好合理用药。长者愤怒了,说,不查就不能给病人治病了吗?医生过周末,可病人不能等啊!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你们就让病人这么等着?是不是因为她的家属是盲人,不能给你们带来效益啊?说完,长者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来了一个转身。
此时,刘先生的女人捧着刘先生带回的一次性饭盒,堆堆的上面是肉和豌豆,菜里的油滴满了女人捧着饭盒的手,又从手的指缝间滴落到女人的裤脚上。女人在象征性地吃着。刘先生反复地嘀咕着一句话,怎么能这样啊?
三点多的时候女人挂上了吊水。女人的父亲给女人带来了一些熟鸡蛋。太阳从西边的窗户里进来的时候,女人的父亲回老家去了。同时离开的还有那位让我起敬的长者。
6
星期天,母亲刚吊水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正准备离开病房,想到外面去抽支烟。刘先生突然说,你是不是出去?我惊讶于他的感知,说一起到外面坐坐,刘先生说好啊。
刘先生也抽烟,一开始还以为他不抽。他弹烟灰的样子很特别,不断地用食指去轻触燃着的烟头,然后深深地吸一口又拿下来,不在嘴上停留。
他跟我唠叨最多的话题是,我不能不给她看病哪,虽然她跟我一起只有半年时间。接着就是说着他的瞎子母亲,他放心不下,想下午回家一趟明天来,让我替他照看一下他的女人。我说,你回吧,没事的,病房里大家都能照应的。
中午的饭刘先生的女人没吃,在病床上睡着。一会儿又哼唧着爬起来到厕所里,听见她的呕吐声。女人脸色很难看地回到病床上,我问她是不是很难受,她嘟哝着一句,不舒服。见她胸部不断地起伏着,好象呼吸很困难。我赶忙到值班医生处,说,42床的病人你们得过去看看。
值班医生是个小伙子。询问了也按了按女人的腹部,很负责地用轮椅把女人推出去检查去了。不一会又推回来,我问怎么了,他说拍了x光片,她肺部有点问题。接着护士给女人接上了氧气。
晚上张大妈要给女人饭菜,女人摇头,说不能吃。
星期一早上醒来,女人就要我打电话给刘先生。我拨了女人报给的号,无法接通;女人又报了一个,通了很长时间没人接。我对女人说,刘先生可能在过来的路上吧。
我因要赶回单位上班,就让嫂子来照顾母亲了。在等嫂子来接替我的时候,又给刘先生去了一个电话,还是没接。嫂子来了以后,我就急急地赶回单位上班去了。
7
过了两天到医院去看母亲,在走廊里,嫂子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瞎子的女人死了。听了我当时有点恍惚。母亲说,那天你刚回单位上班,刘先生就来了,领着他女人检查了一天,真是可怜了他,摸进摸出的;晚上七点多女人上了趟厕所,回来刚躺下,打一声嗝就没了。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没用了呢?母亲叹息着,就是鸡发瘟也要跳两跳啊。
后面的记叙都是病房里家属们一起向我描述的。
女人死了以后,刘先生就一直喊着女人的名字,手不住地在女人的身上摩挲。院方过来要把女人送到太平间,刘先生不同意,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搬走。期间的许多曲折,大家都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说医院退回了刘先生所有的费用。最后院方究竟怎样和刘先生及女人的娘家人交待的,也只知道了一个大概,没有得知具体的结果,只是大家说的有一个细节让我深思了。
刘先生从女人走后,一直没离开过女人,一直喊着女人的名字,一直流泪;这和他与我说的“要她,是为了照顾瞎了的老母亲”有点出入。但接着又想这也没什么奇怪,一句话怎么能代表一个人的内心啊。说出来的东西都是苍白的,唯有人的内心丰富似海啊,比如感情。
大家还在长嘘短叹时候,又是一个下午来临了。阳光斑驳地洒在没有床单的42号病床上,这原本一开始是母亲的病床,我突然地有了一种是刘先生的女人代替母亲离开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我的一种恍惚,也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命流年,但我竟一时挥不去这样的感慨。而生命的消失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人们更多的时候总是愿意接受“命”解的,即使这病房的窗户朝向西开,洒进来的都是下午的阳光。太阳不说话么?太阳说话的。孩子问,太阳,你在哪里?太阳说,我在天上。太阳问,孩子,你在哪里?孩子说,我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