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太虚和尚仅仅只是研习佛经,苦修道行,那也就不是那个能够领袖民国佛教的太虚了。太虚僧侣生活的最初年代,正值国家政治大变的年月,晚清政府到了气数以尽的时候,以孙文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思想开始激荡中国的政治,作为一个年轻人是无法避免这样的政治风潮的,而太虚游学的南方又恰是这新学的中心。从托尔斯泰的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从严复的《天演论》到谭嗣同的《仁学》,这样的文章无一不从心底震撼年轻的太虚和尚,他强烈的意识到,“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也须经过革命”。
南方的游学经历,给太虚以思想上的质的改变。这样的思想把他从森严的寺院清规戒律和苦修顿悟中解脱出来,引入现实的社会中,给处于尴尬中的佛教以新生的希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在游学的过程中,有幸结识了一些革命人士,名流大家,而正是这些人,为若干年后太虚的佛教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奠定太虚成为新时期佛教领袖的基础。
武昌首义后,各地的僧人开始急剧思变,甚至有组织僧兵加入到反清的政治斗争中。意料之外,太虚没有采取这样的激进行为,他的眼光似乎看的更远,他独自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对孙先生阐述了要从“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为事”的思路,受到了这位革命先驱的首肯。正当太虚满怀信心投入到佛教的改良和社会活动中时,却遭到了“丛林派”极力反对,失败和挫折接踵而至,对于一个年轻的僧人来说,这样的失败是灭顶的,却又是很现实的。于是太虚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甚至怀疑佛法渡世的力量。这一年,太虚年仅二十五岁。
这样的年龄对一位欲领袖梵界的僧人来说的确是年轻了些,因为有太多的知识他还没有学到,有太多的人生哲理他没有思考,还有太多的佛教本身的基础他没有明白。人世间很多时候是相通的,年轻固然有敏锐头脑,王者的霸气,无知而目空一切,但是无法避免的,正是这种因无知而傲视,因傲视而举动轻浮,因轻浮而显露底蕴不足,恰恰这底蕴不足是致命的,很多年少的人为了一时的轻狂付出了终生的代价。如果太虚是这样,那也就不是太虚了。
这年太虚放下了一切既有的名利,甚至放下了他所有的抱负和追求,来到海天佛国的普陀山。选择在普陀山闭关,不是因为普陀是观音菩萨的道场,也不是因为普陀远离中原,可以静思冥想,而是此时的普陀正有一位高僧在此驻锡苦修。
这位高僧就是后来被奉为净土宗十三代的祖师的印光,在很长的时间里,印光和尚的修为,只是在僧界享有声誉,而现实生活中的芸芸大众对他知道的并不多。在太虚登临普陀的十年之后,弘一大师也特地登岛拜师印光,问疑求法。他曾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尝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
太虚和印光大师曾有过一面之缘,颇得大师的青睐,但是之后印光对于太虚的佛教改革颇为不屑。此次太虚上岛闭关求法,深得印光的好感,印光亲自为他“封关”,并为他闭关的禅房题为“遯无闷庐”。三年的闭关,太虚谢绝俗缘,坐禅礼佛,阅读写作,专心于《楞伽》、《唯识》等唯识系经论,并广泛阅读其他诸子的文章,把佛学与儒学融会贯通,进入所谓禅学新境界,所谓“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所觉内学教义,世谛文字,悉能随心活用”。
(三)
太虚初到雪窦寺时,正值中秋佳节,此时的太虚已经是名满中华的高僧了。这年太虚三十八岁,离他坐化西去还有整整二十年。想象中的高僧,应该是红光满面,银髯飘胸,或者是那种干瘦却清骨欲仙的神态,玄衣大衫,语出经纶。而实际中的太虚和尚,更像一个纸扇轻摇的学士,清瘦而干练,潇洒而儒雅。
中秋之夜,圆月当空,一杯清茶,谈诗论禅,赏月话菊。太虚是受了老蒋的盛邀来奉化的,此前的时间里,老蒋因为党内的派系争斗,被迫下野。这是老蒋政治生命的第一次下台,当然对蒋来说,这不过是以退为进的手法,然而毕竟是人生的头一回,心里多少还是难郁闷难平的,于是他想到了太虚。失意中谈点禅意,犹如沮丧的时候喝点烈酒一样,中国的百姓是这样,领袖级的人物亦如此。也许都是浙江人,乡音娓娓,倍感亲切,如此的意境下,讲解与人为善的《心经》,显得更加融洽。
太虚毕竟是儒僧,除了佛家的道理,禅的顿悟,诗也能够吟上两句。面对那轮高悬于苍穹的皎月,吟几句诗既是学问的显示,也是件很风雅的事情。那天他应景而赞叹:“千古相识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诗虽工整,却少有意韵,不过老蒋却很受用,高僧嘴里吐出的马屁,自然和别人不同。
当然太虚的马屁是有感而发的,这个浙江山村走出去的青年,戎马北伐,初定中原,实在是民国的骄傲,浙江人的英雄。而太虚心中的理想,怕也是要依托这个人,才能够得以实现。太虚是个务实的僧人,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两件事情,其一是对现存佛教的整理改革,以适应新的国家制度;其二是以佛学交往,济渡世人,达到救国的最后目的。雪窦寺太虚与蒋的会面,拉开了他佛学西播的序幕,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弘扬佛法,在当时是促进了中国文化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为二次世界大战国难之秋时,有效的争取了同盟的帮助,以佛学联盟东亚,做了必要的铺垫。
佛典与经典,中学与西学,如此的交融,奠定了太虚的佛学思想的宏博广阔,在他庞大的理论中始终贯穿着“融贯”和“适应”这两点,这也就是他的理论为世人接受和信奉的关键,他不局限于某一宗派,而使之交融协调,他不恪守固有的陈规旧律,努力适应时代的变迁。所有的理论和思想,最后化为度人,也就是教导世人如何做人,所谓“学佛先从做人起”。芸芸众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自然也就知道国家民族的关系,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之后才能够超越达到精神的彼岸,而要超越必须进德修道,而进德修道则必须学佛。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太虚这样的思想是有他的过人一面的,这也是当时老蒋视他为贤师良友的缘故。
四年后的秋天,太虚终于走进了雪窦寺担任主持。老蒋视雪窦为自己的龙穴根基,大业的命脉所在,所以特意延请他来护卫。而此时的雪窦寺也已经在明末的第四次的兵火后,在清帝的一再垂青下,再度恢复了昔日的元气。特别是晚清光绪皇帝御赐玉印、袈裟、龙钵、经籍后,民国老蒋母子的厚爱呵护下,庙宇气势之恢弘,建筑之精美,实在是到了鼎盛的地步。太虚的到来无疑给山寺注入了佛的法力,他重设弥勒道场,让雪窦寺成为继九华普陀等禅林之后的又一宗寺。
所谓盛极而衰,这恐怕是天下最无奈的事情了,雪窦寺在风光过后,再次遭到灭顶的祸事,太虚主持雪窦寺数年后,先是日酋的侵入,雪窦惨遭炮火,再后老蒋的兵败中原,沦亡台湾,寺庙自然也就荒芜起来,到了六十年代后,有这样背景的寺庙怎么可能留存,湮灭也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二00六年六月十二日
西苏于沁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