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

浙江学者 傅国涌

李敖的大陆行给寂寞的媒体带来了一点小小的浪花，自他确定行程之日起，与他有关的消息，便注定要连篇累牍地占据大江南北各大报纸的版面。李敖此人以其为人的狂妄，为文的张扬和跋扈，打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天皇老子不如他的“孙悟空”形象。他作玩世不恭、天马行空状，回答记者提问，总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其实他骨子里乃是极致的媚俗，我不想说李敖是庸俗的，因为他70岁的人生已经证明他并不平庸，而是精明到家，但毫无疑问李敖是俗气的，他是一个彻底的世俗中人，一个始终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人，他好财、好色，对名利很在意，整天在碌碌红尘中打滚，几乎没有时间从世俗的污泥浊水中抬起头来仰望星空。他表演欲极强，时不时地想着要惊世骇俗，事实上只是典型的媚俗而已。他自称此行是“猛龙过江之旅”，反复强调要与连战、宋楚瑜乃至克林顿等比赛演讲水平，扬言要让连、宋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演讲”。为此他在临行前闭门攻读，作精心的准备，书单中包括领导人的讲话在内。他自比法国18世纪的启蒙巨人伏尔泰，说伏尔泰80岁才回到故乡巴黎，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他宣称要“给中国一个指向”。无论他在北大、清华、复旦的舞台上如何表演，都掩盖不住他的一身俗气。
　　李敖从二十几岁起反对台湾当局，以前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自称“左派知识分子”，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将自己定位为“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并声称向往于埋骨昆仑之巅，一再表示对台湾这个小岛不屑一顾，“台湾对我而言太小了。”2000年，在海峡彼岸，他以新党候选人身份披挂上阵，选举口号就是“出卖台湾，买回大陆”。但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的影子，长期以来，面对台湾岛以外的土地上的不幸，他只有沉默。他是真正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玩世的背后恰是他的老于世故。
　　同样，李敖的自恋也无非是要隐藏他内心的空虚、苍白和自卑，实际上他是一个没有几分自信的人，所以只能通过无比夸张、张狂的语气，似乎蔑视一切，不屑一切。即使他读书万卷、满腹经纶、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欲望所营建的狭隘天地里，聪明有余而智慧不足，一方面他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天下之大，没有人能窥破他内心世界的空洞与无聊。另一方面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读书、写作还是演讲、做主持人，都当作一种世俗社会的比赛、竞争、较量，沉浸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之中，究其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世俗的实际好处。他终于有机会来到大陆表演，他的舞台一夜之间放大了，他为此而喜不自禁，从出现在北京机场的那一刻起，顾盼自雄的他所关心的就是“敖迷”们欢迎的鲜花和翘首期待的目光。
　　说穿了，李敖虽然以嬉笑怒骂的文字和两片刀子一样的嘴唇安身立命，但他对世俗社会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他身上之所以看不到一丝的谦卑，他之所以始终超越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形而下追求，不能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使他失去了任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升的可能性。
　　曾经的苦难最终没有成就李敖，没有精神的天空，一个浑身上下裹着名缰利绳的人无论今天如何耀眼、如何显赫，都只能剩下一个“俗”字。

追忆作家巴金：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