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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达祖1163~1220?年,字邦卿,号梅溪,汴(河南开封)人。一生未中第,早年任过幕僚。韩侂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负责撰拟文书。韩败,史牵连受黥刑,死于贫困中。史达祖的词以咏物为长,其中不乏身世之感。他还在宁宗朝北行使金,这一部分的北行词,充满了沉痛的家国之感。今传有《梅溪词》。存词11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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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李贺)之韵,盖能融情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宋南渡后,梅溪(史达祖)、白石(姜夔)、竹屋(高观国)、梦窗(吴文英)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秦观)、李(李清照)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刘禹锡)、杜京兆(杜牧),妙处反进青莲(李白)、龙标(王昌龄)一尘。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

  史达祖的词作多是咏物词,其描摹物态能尽态极妍,词句声韵圆转,字琢句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后世词坛有较大的影响。代表作有《东风第一枝·春雪》和《绮罗香·咏春雨》,这是两首倍受后人推崇的咏物杰作,全词虽然没有一字提及“雪”、“春雨”,但又没有一句不是在写“雪”、“春雨”,被后世誉为“咏物双璧”。

  代表作《双双燕》是一首倍受后人推崇的咏物杰作,全词虽然没有一字提及“燕”,但又没有一句不是在写“燕”。同时其词作中也反映出了南宋腐朽的一面,如“柳昏花暝”,暗指达官贵人苟安奢侈的生活,后人毛晋曾说:“余幼读《双双燕》词,便心醉梅溪。”王士祯也说:“仆每读史邦卿咏燕词……以为咏物至此人,巧极天工矣。”可见这首词深受人们的喜爱。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史邦卿,名达祖,号梅溪,有词百馀首。张功父(张镃)、姜尧章(姜夔)为序。”张序今存,末署嘉泰元年(1201)。序谓:“盖生之作,辞情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帖轻圆,特其馀事。至于夺苕艳于春景,超悲音于商素,有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而纷纷三变行辈,几不足比数。”姜序仅存片段,称其“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张炎《词源》赏其咏物、节序诸作,如《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绮罗香》咏春雨,《双双燕》咏燕,“皆全章精粹,所咏瞭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

  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有《史梅溪摘句图》,谓“史达祖《梅溪词》,最为白石所赏,炼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独《双双燕》一阕也。余读其全集,爱不释手,间书佳句,汇为摘句图”。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刘熙载《艺概》卷四云:“周美成(周邦彦)律最精审,史邦卿(史达祖)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史达祖屡次科举不中,后得韩侂胄赏识,负责机要文书。韩侂胄死后,对其牵连影响很深。终究其因是源于其不知进退、骄傲蛮横的个性所致。当时人弹劾他得到韩侂胄的重用后,在言听计从、权炙缙绅的同时,也“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当时韩侂胄手下向他进程书礼,都要毕恭毕敬地用上“申”、“呈”的字样,可见史达祖借着相国的威风,也曾横行一时。他有个李姓朋友,看见这种情况想要告诫他,于是在他的几案上写下几行大字:“危哉邦卿!侍从申呈。”当时当时其并没有吸取好友之建,任意妄为,使得落得一败涂地之地步。

  史达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亡妻的恩情上可以看出来。他的个人爱情与婚姻无考,但从词中知道他曾丧偶,其《寿楼春》是史达祖为亡妻所做。《宋词选》称:“此词因寻春服悼逝而作,情与文一气旋转,忘其为声调所拘,转觉助妻韵,自是名手。”当时他还是韩侂胄重用时期,依然无法磨灭他的悲伤之情,可见其对于妻子的情意非同一般,惹人哀叹。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汉族,汴(今河南开封)人。自韩侂胄柄权,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韩侂胄为平章,事无决,专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雷孝友上言乞将史达祖、耿柽、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遂贬死。有《梅溪词》一卷。

  张镃《题梅溪词》,署嘉泰元年(1201)。张镃时已近五旬,他称史达祖为“生”,又说:“余老矣,生须发未白。”显然其行辈要比张镃为晚。嘉泰元年正当南宋主战派韩侂胄、京镗执政五年,史达祖在韩的府中任“省吏”,颇得韩的倚重。宋人笔记说韩的“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可见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过去的历史家,根据元人所编的《宋史》的观点,多把主张抗敌而失败的韩侂胄定为“奸臣”,因此也贬损了史达祖及其作品。他的文字可能因此在敌对政治势力执政(1202)以后就没有收集起来,或虽有集子而失传了。

  史达祖的词,过去常常与周(邦彦)、姜(夔)相提并论。姜夔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李贺)之韵”。张镃的《题梅溪词》则说“辞情俱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帖轻圆,特其余事,至于夺苕艳于春景,起悲音于商素,有瓌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佚)荡污淫之失。端可以分镳清真(周邦彦)、平睨方回(贺铸)。而纷纷三变(柳永)行辈,几不足比数”。张镃也是南宋的填词名家,有《南湖集》,与辛弃疾、项安世、洪迈等名流时相唱和。他对于史达祖的评赞,可以代表南宋词坛的标准。

  北宋晚期词坛大家有的并未尽脱《花间》的旧传统。尽管他们致力于长调的创制和提倡,但都未放弃小令,而一触及小令,《花间》的作风自然而然会复活起来。柳永致力于写景,但比较笼统,周邦彦就比较具体,而史达祖则更深入细致地摹写物象,出神入化。如他创作的咏春雨词〔绮罗香〕“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全不及春雨一字,完全从物象来写诗人意中的春雨,其中也无一字涉及个人的感情,而物象中自有此感情。他又把人也作物象来描写:“恰是怨深腮赤,愁重声迟。怅东风巷陌,草迷春恨,软尘庭户,花误幽期。”(〔风流子〕)“遣人怨,乱云天一角,弱水路三千”。“还因秀句,意流江外;便随轻梦,身堕愁边。”(〔风流子〕)他用小令来写平常今昔对比的主题,也与别人不同:“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几曾湖上不经过?……向来萧鼓地,犹见柳婆娑。”(〔临江仙〕)至于他那首著名的〔双双燕〕,还不是第一流的作品。咏物诗虽然在周邦彦集中已有,但精雕细琢,刻意研炼,分析入微的,要算姜夔与史达祖。史达祖因为善于用修辞学中的“拟人格”,仿佛把作者的感情注入所咏之物,善于用工笔写金碧山水,所以比起《花间》的写意的或象征性的写法,更易吸引人的注意。有《梅溪词》 1卷,收入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四印斋所刻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