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智囊
　　晁错年轻时，曾在轵这个地方向一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因此司马迁曾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就是说他们都是法家。但是，应该补充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法家，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晁错，曾以文学，(指一般的学问)为太常掌故(负责祭祀的太常的一种属官)，在此期间，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去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学习回来以后，就向文帝讲述《尚书》的内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文帝便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后又改为门大夫(这两种都是太子的属官)，再升为博士。
　　大约在任博士期间，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文章指出：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统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而不受欺骗和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内就一定服从。懂得怎样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末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这四项，是我为皇太子考虑的当务之急。晁错驳斥了一些朝臣认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国家的事的意见，认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下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那是劳而无功的。他建议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在当今切实可用的，赐给皇太子学习，经常让太子在你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认为说得很对，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是主管庶务。由于晁错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他的言行，对刘启有了重要的影响。

出谋划策
　　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扰狄道，陇西军民以少击众，打败了匈奴军队。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事实进行总结，论述了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论述了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战争中地形、士卒训练有素、武器锋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水沟沼泽、山地丘陵，宜于步兵作战，战车、骑兵二不当一；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河流山谷地区，高下相临，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当一；两军逼近，平地交战，宜用长戟，剑盾三不当一；道路曲折隐蔽，狭隘、险要之地，宜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这是讲的地形与兵器使用的关系。士兵不经过挑选和训练，作风拖拉，行动不齐，战机有利时不能及时赶到，不利时不能迅速转移，不能听从指挥，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武器装备不精良，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士兵不会作战，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君主不善于选择良将，等于把国家断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的要领。晁错还具体分析了汉军和匈奴军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匈奴军有三长，汉军有五长，提出应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同时指出，汉朝地广人众，可兴数十万之师，以十击一。晁错还建议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如义渠等族来归附的有几千人，生活习俗与长处和匈奴相同，可以发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并派熟悉他们习惯并能团结他们的良将去统帅他们，让他们把守险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则派汉军守卫。这样可以使两者相互配合，发挥各自长处，这就是万全之术。

真知灼见
　　文帝对《言兵事疏》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的建议。
　　晁错首先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历史教训。那时，从远地戍边士兵不服水土，运粮困难，病死不少；加上秦法严酷，误期要判死罪，终于激起陈胜起义，秦朝灭亡。他又分析匈奴军时来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汉军轮番戍边的办法无法对付，缺点很明显。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其要点是：一、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长期安家落户，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为止；二、按军事组织编制移民，并实行军事训练，平时耕种，战时出击；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并设滚木、蒺藜。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足以巩固边防。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子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国之贤良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这叫“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的问题时，晁错以古时五帝的事迹来阐明。听说五帝十分贤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们亲理政事，每天在正殿处理政务，在明堂颁布政令；各项措施上符天意，下顺地利，深得民众拥护。众生万物没有不受其好处的。因此，气候调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灾无疫，百姓安康。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了治理国家的要领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之事来阐明。听说三王之时，君主与臣子都很贤明，所以共同商议政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情为根据。晁错列举了人情所希望的长寿、富裕、安定、闲逸，三王都不加伤害、阻止、妨碍，而是加以保护、扶持、爱惜。制订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众的情况，然后才去做。要求别人象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象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憎恶的，不要强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强令禁止。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恩德延传到后代。这就是明了一切根据人情来办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直言极谏”的问题时，晁错以五霸之事来阐明。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大臣，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让他们去处理。辅佐五霸的大臣，他们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难而不避死，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受俸禄不过量，不让无能之人居高位。有这样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们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他们实行奖赏，是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而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给人，百姓就不会怨恨；他们施行刑罚，不是放纵自己残暴之心去乱杀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罪者知道罪有应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来辅佐君主，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了。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之贼；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谄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开始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晁错这个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
　　最后，晁错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会把有的大事耽误了。我虽愚昧无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为陛下惋惜。
　　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备受信任
　　对地方诸侯王危害西汉王朝的问题，晁错与贾谊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当时，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和不少大臣、功臣则持反对态度。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丞相申屠嘉对此心中十分不满，但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皇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就更加显贵了。

替罪羔羊
　　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印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印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印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印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景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烃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景帝召见窦婴时，窦婴以有病为由加以推辞。景帝对他说：“现在国家有危急，王孙(窦婴的字)难道可以推辞吗？”窦婴这才接受了任命。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本来，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每当晁错在坐时，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错也走：两人从来没有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削职为民。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对他的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没有好处，而且估计袁盎还不至于会预先知道谋反。”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决定以谋害晁错的办法，来保护袁盎。

腰斩东市
　　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陈嘉联名上了一封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
　　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悲剧啊!
　　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使景帝如梦初醒，他叹了一口气，对邓公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经晚了。邓公这番话，显示了他的见识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赏识。于是，就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景帝就只有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叛乱。二月中，景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将士奋力杀敌，同时下令严惩参加叛乱的官吏，从而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在周亚夫等路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
　　晁错虽然牺牲了，但晁错为之奋斗的事业还是被继续下去。景帝在平息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给他们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就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晁错当然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很明显，但是，在那个时代，他确是一个进步的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政治家。明代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热情赞扬了晁错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很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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